孩子心里永远不老的段伯伯

著名少先队教育专家段镇逝世

图片说明： 段老年轻时快乐地和少先队员在一起。

        东方网10月21日消息：据《青年报》报道，20年前，一名一年级的孩子对段镇说：“段伯伯，你有好多白头发了！”段镇说：“是呀，段伯伯老了。”谁知这孩子指着他的胸口说：“不，你这个不老。”

        段镇，我国著名少年儿童教育专家、少先队最有影响的理论与活动家，10月15日19时18分因病在华山医院逝世，享年86岁。80余年，他将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中国少年儿童教育事业。

“孩子是最真实最透彻的。”上海少先队名誉总辅导员沈功玲说，“在我们的心里，他永远都是不老的段伯伯。”青年报记者刘晶晶

两封亲笔信

在63岁的向阳小学校长洪雨露眼里，段镇是他永远的导师。

直到现在，洪雨露的手中还保留着两封段老写给他的亲笔信。第一封是1979年4月26日晚上段镇写给他的。段镇担任了团上海市委少年部部长，在向阳小学蹲点的他当天看到了少先队一年级的建队计划，感到很高兴，在信中，他提出，应该让全体到了年龄的孩子都戴上红领巾。“对少年儿童不应该是教育好了再组织，而是应该组织好了再教育。”

“要想想当时是什么时代背景，红领巾当时是只有通过考验的孩子才能戴的，不少孩子是被拒之门外的。”洪雨露说。

正是收到了这封信，被这个大胆的想法所触动，在段镇的鼓励下，向阳小学成为了当时上海市第一批全体适龄少年儿童都能戴上红领巾的示范校。而在6个月后的全国少先队第六次工作会议上，“人人都能戴上红领巾”的提议被团中央正式通过。洪雨露说，“雏鹰争章活动”、本世纪初向阳小学开展的少年儿童“玩”的课题研究，这些“新东西”都被段老推向了全国。

2007年1月，段镇又写了一封信给洪雨露，信中说道：“希望你能成为有独特教育思想的教育家。”这封信也被洪雨露一直保存至今。

他最后一次见到段老是在今年市少代会期间，段老拖着病体来参会。“段老一生都在无私奉献，勇于创造，我们这代人都是他培养出来的。而对他最好的缅怀，就是将他的精神继承下去。”

两个文件袋

自从段镇今年入院，上海少先队名誉总辅导员沈功玲这位他一手带出来的“接班人”就被“希望”每隔2天去医院看他一次。段镇原来设想能在全国少工委会议前，上海能出6本关于少先队工作的书，所以就算进了医院，也要拉着沈功玲一起商量。谁料，这一设想终成遗愿。

“这几年，他每次住院，工作都没停过。”段镇的老伴李惠芳老师说，华山医院的医生护士、护工都知道，段镇来住院了，要给他留个靠窗的床位，方便办公。今年入院，病情严重了，段镇坐都坐不起来了，他还是不肯歇，打电话请人来谈工作。直到临终前两天，已经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他才终止工作。“就像他自己说的，少先队工作他要做到生命最后一刻。”李惠芳有些哽咽，“他做到了。”

沈功玲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老师是10月4日的下午。那天段镇交给了她两个文件袋，一个装着2500元钱，一个里边是厚厚一摞发黄的资料。

2500元原本是给普陀区一所学校的。“学校有个少先队工作的项目，段伯伯觉得这个项目好，我们要支持，他自己掏了2500元，我也拿了2500元，一起给学校，算是种支持。”不过学校不肯收，说有经费，硬是给退回来了。“段伯伯一直这样，偷偷地拿自己的钱支持学校做事。”沈功玲说。

那摞发黄的资料却让她傻了眼。那全是和她有关的材料。1980年9月9日她手写的《抓手则，创新风》原稿，1982年7月连续发表了她两篇文章的《光明日报》，刊载了她少先队工作理念宣传的《青年问题研究》杂志，在劳模大会上的发言……所有这些上世纪70、80年代的材料，有的都出现了霉点，却被整理得清清楚楚放在了文件袋内。文件袋上写着“沈功玲成果及先进材料”。

1979年，沈功玲还是虹口区三中心小学大队辅导员时，段镇来学校蹲点，一蹲就是好几年。这些材料，就是当时他收集的。“我自己都没想到要留下来，段伯伯却那么有心。”

一个大写的“人”

教育专家、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在2000年的时候为段镇写了本30万字的书，书名叫《解放儿童》。“本来书名叫《段伯伯》，但是段老和我说，他更喜欢《解放儿童》，因为这是他一生想要传达的教育理念，书应该是为孩子的未来而写，而不是为他而写。”

为了写书，1999年孙云晓在段镇家里住了半个月，采访了上百人。他感到震撼的是，这么个解放前就入党、为了教育事业奉献一辈子的老革命，住的房子条件还没他在北京的好。“房子是老公房，没有浴室，要洗澡是接好水到公用厕所去洗，非常麻烦。就算这样，段老居然也从没提什么要求。”

在老伴李惠芳的印象里，段镇从没在生活上提过什么要求。“唯一爱吃的就是蹄膀。”工资卡交给她，段镇会留点“私房钱”——他写文章、写书会有些稿费，这些不会交给老伴，“他留着也不是自己用，说这些钱取之于民也要用之于民。”每次去学校看小朋友，他会买点东西去，有学校要搞活动、搞项目，他就拿点钱给人家补贴补贴。有困难的学生，他悄悄地资助人家到大学毕业。

段镇晚上有时工作要到凌晨，没时间看电视，但是新闻一定要看，家里订了很多报纸。觉得夫妻俩看这么多报太浪费，他和老伴一起做了个书报格放在楼道，让邻居们都能一起看报。家里三个孩子，从小学开始就被父亲要求轮流打扫楼道，从底楼一直到顶楼。“他想告诉孩子的是，不能只想着自己，要多想想别人。”

“我很庆幸自己为段老写了本书，采访的过程好像我又上了一次大学，突然感到自己成为了一个大富翁。”孙云晓说，不仅仅是在教育理念上的成就，这个干了一辈子革命，对中国教育事业作出很大贡献的老人，脑子里从没想到过自己。

段镇去世前半个月，孙云晓来上海开会，去医院看望他，这位87岁、躺在病床上的老人和他谈的话题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教育，老人说现代教育有个误区，“重儿童轻少年”，思路依然清晰敏锐。

“16岁半入党，开始地下少先队工作；上世纪70年代末平反后，他有很多选择，但是他选择了少先队工作；80年代，他用大量时间到各所学校蹲点调研，发现了像沈功玲这样的优秀辅导员，推广了‘自动化小队’等解放儿童的重要举措。他将自己的全部心血、智慧都奉献给了中国少先队。”孙云晓说，这让他感觉到了一个大写的“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精神。

一声“段伯伯”

在段镇住的天山二村，社区里的小朋友都知道有个“段伯伯”。放学后、周末到段伯伯家去搞活动，是他们最期待的。有一次，几个小朋友到家里来，说今天是段伯伯的生日，所以要来送祝福。让老伴李惠芳感到很惊讶。

沈功玲说，段伯伯从地下干到地上，非常了不起的是，他既继承光荣传统又与时俱进，不古板、不守旧，常常保持一种超年轻的进取、开放的心态。孙云晓印象最深刻的是，段伯伯是个很有个性的人，爱穿不符合他年龄的鲜艳的年轻的衣服，敢于在全国大会中投反对票。“或许正是因为这样，无论他多老，大家都还是称呼他段伯伯。”

1979年，在虹口区三中心蹲点时，段镇去的不是办公室，而是一间间教室，他对孩子的一切想法都很好奇。“他总能和孩子们打成一片，孩子有秘密都会和他说。”沈功玲回忆说。

“1984年创建上海市红领巾理事会，1985年创办《我们一百万》报。那段时光里，我们的段伯伯，始终微笑着，欢喜着，引领我们成长。三十年记忆深沉，沉到底，不太敢多想。深深怀念段伯伯，永远的段伯伯，永远的理想主义者。”段镇去世后，上海市红领巾理事会首届主席张炼红在自己的微信上这样写道。

这个段镇的“小朋友”之一至今还记得段伯伯的自述：“我没有任何学历，有幸攻读社会大学和实践大学，没有学历有阅历，历尽世间沧桑；我的座右铭是，甘为红领巾的孺子牛，誓当少先队的敢死队。”她印象中，段伯伯是个会和他们一起跳舞、大笑，会让他们真正放轻松的人。“我代表红理会向中央领导作汇报。段伯伯说，让我自己做主，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那是第一个让我感到自由和民主的大人。”

[人物简介]

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组织了地下少先队，创建了铁木儿团，曾任团市委少年部部长，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中国少先队工作学会副会长。他将少先队教育纳入社会科学研究，在全国开了先河。他作为中国少先队理论建设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为中国红领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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